林默涵拿起桌上的怀表。三点十五分。距离苏曼卿的咖啡馆开门还有四个半小时。他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做出决定：情报发还是不发？发了，如果情报是假的，大陆方面可能做出错误部署；不发，如果情报是真的，错过这个窗口期，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仁爱路在夜色中安静得像一条沉睡的河，偶尔有一辆军用吉普驶过，车灯像两把利刃切开黑暗。他注意到，街对面那盏路灯下，有一个人影已经站了将近二十分钟。
不是第一次了。
从1月10日开始，他就发现有人在对面蹲守。最初他以为是军情局的例行监视，但连续五天都有人，而且换人不换岗——这是盯梢，不是巡逻。
他回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那本《唐诗三百首》。书页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但夹在其中的那张照片仍然完好——六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合上书，把它放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
发报机需要封存，但情报必须送出去。如果江一苇已经暴露，那么苏曼卿的咖啡馆很可能也在监视之下。直接去咖啡馆等于自投罗网。
他需要一个备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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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林默涵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卡其布夹克，黑色长裤，一双磨损的牛皮鞋。这是他在台北生活三年练就的本事：让自己看起来像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市民，既不穷到引人注目，也不富到让人记住。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皮箱，打开暗格，取出那支勃朗宁手枪。子弹上膛，保险关上，塞进后腰。然后他从书架的夹层里取出一卷微缩胶卷——这是“台风计划“的完整文件，江一苇用三个月时间一点一点抄录、拍摄、冲洗。如果这卷胶卷能送到大陆，比任何一份电报都值钱。
他把胶卷放进一个小小的铜管里，铜管的两端用蜡封死。然后他走到穿衣镜前，解开衬衫第三颗扣子，把铜管塞进贴胸的口袋，再用别针固定在内衣上。这样即便衣服被扒掉，铜管也不会掉。
最后一步，他回到书桌前，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铅笔写下八个字：
“情报待核。海燕暂缓。“
他把纸条折成最小的方块，放进鞋垫下面。如果他在传递情报之前被捕，这八个字就是他留给组织的最后信息。
做完这一切，他吹灭了油灯。
黑暗中，他站在原地，闭着眼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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