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七分。
雨停了。
台北的夜空被云层压得很低，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路灯在戒严后的街道上孤零零地亮着，把积水映成昏黄的一片。
林默涵背着那只磨得发白的牛皮皮箱，站在淡水河渡船头。
这里原本是运煤的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却只剩下货栈和缆绳的影子。他选这里上船，是因为码头上的守备力量最弱——只有一个老更夫，还是个聋子。
皮箱里装着铁皮箱、拆散的发报机零件、三套备用证件、一把勃朗宁手枪和六发子弹。箱子很沉，但他已经习惯了。这半年来，他背着的从来不只是行李。
他蹲在码头边的石墩后面，看着河面。
河水在夜色里泛着暗光，流速比白天慢了些。对岸是八里，再过去就是桃园，从桃园走山路可以绕过台北盆地的检查哨，一路向南，经新竹、苗栗，最后到台中——“青松“在那里有一处安全屋。
但那是陆路。
江一苇说陆路风险更大。戒严期间所有公路都有宪兵设卡，每一辆车、每一个人都要查证件。他这张“陈国栋“的假证经得起码头和车站的盘查，但经不起军情局的人拿着画像比对。
海路反而是活路。
一艘渔船正从上游漂下来，没有开灯，只靠水流和船老大对河道的熟悉在黑暗中穿行。船很小，吃水不深，船尾拖着一张破渔网。
这是接应他的船。
船老大姓洪，五十多岁，脸上全是海风和日头刻出来的皱纹。他的儿子去年在高雄港被特务以“通共“罪名抓走，至今没有音讯。苏曼卿找到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条命，早就该还给地下党了。“
林默涵从石墩后面站起来，走到码头边缘。
渔船缓缓靠过来，船老大探出半个身子，低声说了一句：“风大，快上来。“
林默涵把皮箱递上去，然后抓住船舷，翻身上了甲板。
船没有停，靠岸不过十几秒，一上一下，又顺流漂远了。
甲板上铺着湿漉漉的渔网和塑料布，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和柴油的味道。林默涵蹲在船舱口，掀开油布钻了进去。
船舱里比外面更黑，更闷。空间很小，他只能蜷着腿坐下来，后背抵着舱壁。舱壁上钉着几张旧报纸，是去年秋天的《中央日报》，头版还印着“反攻大陆“的大字标题。
他闭上眼，听船身在水里摇晃的声音。
渔船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