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术团队，对与‘归途科技’携手挑战技术前沿，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期待。”
走出“精工材料”大楼，东京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刘丹和肖尘没有打伞，任由冰凉的雨丝打在脸上，冲刷掉会议室里的沉闷和压力。
“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刘丹呼出一口白气，“松本是关键人物，他心动了。但董事会那关，还不好说。”
“至少，我们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肖尘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颗关于未来、关于技术尊严、关于更大舞台的种子。这比单纯的商业合同，更有力量。”
“接下来，就是继续浇水施肥，同时，防备‘深蓝动力’狗急跳墙了。”刘丹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她知道，对方绝不会坐视“精工材料”倒向自己这一边。
就在东京的谈判取得初步进展时，韩薇在国内，正面临着另一场没有硝烟、却更加凶险的战斗。
那份“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治理框架倡议（草案）”的传播范围在悄悄扩大，支持者的名单也在增加。更让韩薇警觉的是，她发现“萤火”伦理委员会内部，有几位成员（包括那位基金会专家）开始频繁地在内部讨论中，有意无意地强调“建立行业统一伦理标准的紧迫性”，并将“萤火”的一些现行做法，包装成“标准”的“最佳范本”，隐隐有将“萤火”推出来“扛大旗”的意味。
韩薇意识到，不能再等待了。她必须主动出击，在“框架”形成气候、将“萤火”架上去之前，表明立场，掌握话语权。
她没有选择在伦理委员会内部公开反对（那可能会引发分裂，并给对手攻击“萤火”不重视伦理的口实），而是另辟蹊径。她以“萤火”首席执行官的名义，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技术向善：在探索中实践，在开放中进化》的长文，并选择在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伦理论坛上公开发表。
在文章中，她首先高度肯定了建立行业伦理共识的重要性，回顾了“萤火”在数据隐私、算法公平等方面的实践与教训，将其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业界。但紧接着，她笔锋一转，提出了核心观点：
“真正的‘向善’，不在于制定出一套看似完美、实则僵化的‘标准’，而在于培养一种深入每个技术开发者内心的‘向善的敏感’和‘伦理的自觉’；不在于建立一个高高在上的‘认证’机构，而在于构建一个开放、透明、包容的‘实践社区’，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都能在其中对话、碰撞、共同演进。”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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