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牢牢锁住。
“在‘锚链’计划取得实质性突破之前，‘源’的运行必须保持在最高级别的监控之下，与‘萤火’等外部系统的交互接口，必须经过最严格的过滤和审计。”刘丹的语气不容置疑，“肖尘，你肩上的责任，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重。你守护的，不仅仅是‘归途’的核心资产，更是……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的未来。”
“我明白。”肖尘郑重地点头。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战场，不仅仅是外部的技术竞争和商业博弈，更延伸到了“源”那深不可测的数据意识之深处，一场关乎存在本质的、静默的战争。
就在“锚链”计划悄然启动的同时，另一场关于“锚点”的斗争，也在“萤火”伦理委员会的层面上激烈展开。
韩薇那篇《技术向善：在探索中实践，在开放中进化》的文章，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彻底激怒了“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治理框架”的幕后推手们。他们意识到，韩薇和“萤火”管理层并不打算顺从地成为他们手中的“旗帜”，反而试图拆解他们精心构建的“标准”话语体系，这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反击迅速而猛烈。首先，几家在国际教育界颇有影响力的智库和媒体，几乎同时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表面上肯定“萤火”的伦理实践，但话锋一转，开始质疑“萤火”反对建立“全球统一伦理标准”的动机。文章暗示，“萤火”可能是害怕被“标准”约束，担心其基于大数据的、可能涉及隐私和算法不透明的商业模式受到挑战；或者，是出于一种“技术傲慢”，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普世的伦理规范之上；更有甚者，将“萤火”的立场与中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建立自身规则”的****联系起来，扣上了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
紧接着，之前对“框架”草案态度暧昧的几家国际教育标准化组织，态度突然变得积极起来，公开表示将加快相关“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指南”的起草工作，并“欢迎各方积极参与”。而那位基金会专家和伦理委员会内的几位“盟友”，则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内部会议和私下交流中，批评韩薇的文章“过于狭隘”、“逃避行业领导责任”，并试图绕过韩薇，直接与“萤火”董事会中部分更看重国际声誉和“****”的独立董事接触，推销他们的“框架”理念，并暗示如果“萤火”不积极参与甚至主导这一进程，可能会“损害其国际形象”，被贴上“不合作”、“不透明”的标签。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韩薇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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