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如何看待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AI治理框架，是否真的具有‘普世性’？它在非西方社会的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萤火’的实践，是不是在探索一种补充甚至超越现有框架的可能性？我们要把这场关于AI伦理的讨论，从‘萤火’是否合规的层面，提升到‘什么才是真正公正、包容、有效的全球AI治理’的哲学与政治高度。拉更多的学者、媒体、公民社会参与进来，把水搅浑，把话题做大。”
“第三，”韩薇的目光变得锐利，“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找到并团结我们的盟友。这个世界上，对西方主导的‘普世’叙事不满的，绝不止我们一家。那些在全球南方，长期被忽视、被代言的国家和社群；那些在西方内部，同样对科技巨头的权力膨胀、对现行治理模式失效感到忧虑的学者和活动家；甚至那些在商业竞争中，同样感受到规则不公平待遇的其他非西方科技公司……他们都是我们潜在的盟友。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分享我们的经验，倾听他们的困境，寻找共识，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多元、平等的叙事网络和行动联盟。日内瓦的会议厅太小，装不下全世界的声音。我们要把对话，带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方雨听着，眼中的忧虑渐渐被一种新的、混合着钦佩与决心的光芒取代。韩薇的策略，跳出了就事论事的辩驳，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泥潭，指向了一种更为宏大、也更需要智慧和耐心的长期博弈。这不再是简单的公关危机处理，而是一场关于话语权、叙事权和未来规则制定权的正面争夺。
“这需要时间，需要资源，更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方雨沉声道。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压力。”韩薇走回办公桌，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充满偏见的报道，仿佛拂去灰尘，“而且，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铸盾’计划是国家意志，‘萤火’探索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国家的科技与文化走出去，探索一种新的、更具对话性、更少对抗性的模式。我们需要高层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在具体的策略上更加灵活、更加接地气。”
她拿起内部通讯器，拨通了肖尘的号码：“肖尘，我需要‘源’和数据分析团队的支持。帮我梳理全球范围内，关于AI伦理、教育公平、数字殖民主义、文化多样性等议题的关键学者、研究机构、NGO和意见领袖，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心论持有批判立场，或者在跨文化实践中卓有建树的力量。我们要绘制一张新的‘认知地图’和‘合作网络图’。”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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