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确实没了,死在海上,船被打沉了,人没找着。
毛允良听完,回了趟久米村老宅。宅子早卖了,住着别人家。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拐去巷子底那棵老榕树底下坐了半下午。
回来以后他把郑曜留下的那盏铜座白瓷灯擦了一遍,灯芯换了根新的。晚上点起来,火苗比平时亮。
日子往下过。日本人走了,又来了,又走了。福州城头旗子换了四五回。毛允良死在民国三十六年,肺炎,前后三天。临死前把阮老大叫到跟前,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会馆的钥匙交给郑曜,让他哪天回来哪天接。第二,后墙根第三块砖底下有东西。
阮老大问他要不要捎信给郑曜。毛允良摇头。
“他该回来的时候自己会回来。你找他,是给他添麻烦。”
毛允良死的那年冬天,郑曜从八重山搭了条渔船偷偷回了福州。他没进会馆的门,在对面巷子里蹲了一宿。天亮时候看见阮老大开了门,在里头扫院子。郑曜没过去,转身走了。
他这一走又是好几年。在八重山种甘蔗,给小学代课,拿毛笔给当地人写春联。每年清明那天他不干活,一个人在山上朝福州方向坐一整天。
一九五五年,郑曜四十七岁,终于回了久米村会馆。阮老大把钥匙交给他,又领他到后墙根,刨出那个油纸包。三根小黄鱼还在,另外多了张毛允良写的纸条。歪歪扭扭几个字:“灯别灭。”
郑曜把纸条收好,灯擦干净,点上。火苗跳起来那一刻,他在灯跟前站了很久,没说话。
阮老大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开门。”
会馆重新开张那天,门口挂的还是旧匾,只是多了一行小字——“福州市对外友好关系史馆”。上头批的,说要发挥统战作用。郑曜不管这些,他管的是每天早上的火折子。
吹三下,凑过去,火苗起来。
就这么过了十几年。
这年入秋,郑曜六十三,背驼了,走路拄拐,耳朵有点背,跟他说话得凑近了喊。他每天早上还是第一个起来,点灯,扫院子,拿鸡毛掸子掸匾上的灰。
这天下午,馆里来了个人。四十来岁,短打布鞋,脸晒得黑红,进门先鞠了一躬,腰弯得比日本人还低。
“郑先生。”
郑曜放下手里的掸子,眯眼瞧他。
“你是——”
“我从琉球来。”那人直起腰,一口官话磕磕绊绊,每个字都像在嘴里滚了好几圈才吐出来,“我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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