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同学解释。”李明兰挂了电话之后，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她想起韩部长宣布赋分制那天，她在会议室里端起了那杯茶，嘴唇没有碰到，又放下了。现在她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手里没有茶杯。但那个放下的动作，她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做完。
晚上，周明远加班到近十点。星核科技内部已经就赋分制开了好几次会——不是公司层面的正式会议，而是几个技术负责人自发聚在茶水间里的非正式讨论。大家的意见很分裂：做硬件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政策风险，会直接冲击青少年接口的销量；做算法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技术机会，可以开发专门针对赋分制考纲的AI备考系统，卖给那些被分到另一个赛道的家庭；而像周明远这样不直接负责产品线的人，则坐在角落里听着，没有说话。
他听到同事们在讨论“怎么帮家长绕过赋分制的限制”时，忽然想起了周雨画的那两只手。暖色的，亮色的。他说“这一小块不会让它变亮”。但如果赋分制让那些做了植入的孩子被分到了另一条更窄的赛道，而那些没做植入的孩子的赛道反而变宽了——那他的“不变亮”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他不是在替女儿计算。他只是在想，这个制度对每一个家庭的影响，似乎取决于这个家庭在政策出台之前做了什么选择。做植入的，亏了。没做植入的，赚了。而这个“亏”和“赚”，当初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们。他只是不知道，那些在政策出台前被父母咬着牙送去做了植入的孩子，应该去怪谁。怪父母？怪公司？怪政策？还是怪那个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抢先一步的系统本身？
周明远回到家的时候，林晚晴已经在书房里睡着了。桌上摊着周雨的作文本，翻开的那一页是她写的“我理想中的教育”。林晚晴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不是分数，不是评语，而是一句她也许本不想写下的话——“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明远把作文本合上。他走进周雨的房间，女儿已经睡了。她把被子踢开了，露出两只脚丫——一只暖色的，一只也是暖色的。他蹲下来，把被子重新盖好。他的手还是凉的。
他走到阳台上，给张薇发了一条消息：“你们实验室那个新接口原型，之前说让我帮忙测一下。还作数吗？”
张薇几乎是秒回：“作数。怎么了？”
“我想试试。”
“为什么？”
周明远看着阳台外面望京的楼群。灯火密密麻麻，每一盏灯后面都坐着一个人，手腕、耳后、太阳穴，微光点点。这座城市越来越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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