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的轨道。但它们的轨道都在同一个坐标系里。他不敢把芯片装进女儿脑子里。不是因为不信任自己的技术，是因为他分不清那个“不敢”是科学家的审慎，还是父亲的本能。他在工作日志上又写了一行字：“交叉点已确认，不做任何测试推进。等待更多外部数据。”然后他把日志合上，屏幕关掉，实验室陷入黑暗。只有显微镜旁那枚被拆开的竞字版原型还在微光中亮着淡紫色——比NGI-7的蓝色更淡，更像一种还没学会说话的颜色。
与此同时，李明兰正独自坐在通州的夜色里。绿萝的叶子在夜风中轻轻晃动，有一片边缘枯了，但中心还是绿的。她盯着那片叶子看了很久，像是第一次发现枯和绿可以在同一片叶子上共存这么久。她今晚对着儿子说的那些话，什么“不想给他在起跑线上涂润滑剂”，其实她心里清楚——她给儿子争取的最好起跑线，就是不用在起跑线上就开始赛跑。而她现在正在划一道让其他孩子的起跑线变得更弯更窄的线。她划的。不是她一个人的决策，但她参与了讨论，投了支持票，推动了细则出台。她不后悔，但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儿子解释：那个被同学怀疑“利用母亲的职务”的李知远，恰恰是她想保护的。她可以保护他免受技术优势的碾压，但她保护不了他被同龄人用另一种方式孤立。她摘下那片枯了一半的叶子，放在手心里，然后站起来，走回屋里。藤椅空了，绿萝在黑暗里继续轻轻晃动。
赋分制实施细则正式执行后的第二周，互联网上的新一轮讨论从“公不公平”转向了更具体、更尖锐的问题——“手术记录从哪里来”。
最初的几条帖子发布在“小蓝书”平台上。发帖人自称是山东临沂的家长，孩子一年前在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了青苗版植入，现在拿着赋分制登记表去那家医院调取手术记录，医院说提供不了——因为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资质在半年前刚被降级，不再属于“二级以上医院”。发帖人问：“我们当初不知道资质会被降级。现在找谁？”
底下最高赞的回答来自一个认证为医疗法律师的用户：“赋分制细则对‘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要求，本意是保证手术记录的真实性和排异评估的权威性。但细则未充分考虑到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在地级市以下，具有神经外科资质的二级以上医院数量极其有限。很多家庭当初只能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中选择，现在政策要求他们为自己的‘有限选择’承担后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条回答措辞谨慎，但评论区没有这么克制——“这就是说花五万块买了个非法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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