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积累后的方向性改变。从“爝火”到“曙光”，中间隔了好多年——从赋分制作为临时行政干预出台，到条例从草案到正式施行，到赋分制连续多个季度运行稳定，到联合会议上他在所有人面前为赋分制辩护，到他住院、做造影、确认没有心梗、重新调整工作节奏，到赋分制法定化作为独立议题在中枢决议会上全票通过启动程序，到现在法定化草案已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曙光初现。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和父亲的习题集并排。
窗外长安街上，路灯把光秃秃的梧桐枝条投出交错的影子。他端起西洋参茶喝了一口，茶有些凉了，但还能喝。
冬至夜，何春生和女儿也在吃饺子。女儿寒假回家，主动提出要学包饺子。她把面皮摊在左手掌心，何春生用筷子给她放馅——不多不少，刚好是她能驾驭的量。她跟着母亲的示范一步一步捏褶，花边捏得不均匀，有几处挤出了馅，她用筷子把多余的馅塞回去，然后继续捏。何春生说她小时候第一次看他包饺子，她把面团当成橡皮泥，捏了一排小动物，最后都不成形状，但她说那是动物园。现在她在大学里用同一个姿势捏褶，褶虽然还是歪的，但歪得很匀称。
她说她下学期选了公共政策课，期末论文想写青少年神经接口监管政策的演变。何春生说那你可以用自己的数据做案例。她说她也是这么想的——连判决书都已经从网上下载好了，仔细看了好几遍，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法院在判决书里建议行业加强监管，用的不是“要求”而是“建议”。何春生说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女儿想了想，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条例，法院只能建议，不能要求。
何春生说对。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赋分制，没有条例，没有排异评估标准的修订草案，没有欧盟公约的脚注。法院手里只有《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引用，而这两部法都没有定义过“排异反应”和“知情同意”在神经接口语境下的法律含义。所以法官只能小心翼翼地写——“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跟踪监管”。这不是法官的懦弱，是当时法律框架的限制。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饺子在锅里翻滚，蒸汽模糊了灶台上方的窗玻璃，水珠沿着玻璃往下滑，在窗台上积成一小摊水。她说那现在有了条例，以后的人就不用从头开始了——条例把“建议”变成了“应当”，把模糊地带变成了清晰条款。她这学期在公共政策课上读到过这条条款，当时只是作为考试要点背了下来，没有多想。现在她把它和判决书里的那句话放在一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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