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它还是自己的;第三个月他的自主感在平台期持续徘徊,妻子开始帮他数他敲了多少下;半年后他的平台期终于开始出现微弱的回升迹象。他将这三段时间节点逐一定位在公约实施细则中“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标准来源上——平台期的长度不是理论推导的,是他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所有人跨过去之前都必须在旁边等一等的时间线。
“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我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
他的发言在二十分钟内结束。计时器在最后一分钟开始闪烁,他用那最后一句话收住了全部陈述。台下沉默了一会儿——不是冷场,是很多人还在消化他刚才讲的那些凌晨。然后玛丽亚·冯轻轻带头鼓了掌,旁听席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有几个记者从屏幕上抬起头,开始飞速打字。
现场提问环节开始。一位来自北欧的专家——公约技术委员会成员,花白头发,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眼镜——举手提问。他说周先生,你走过这条路,现在你的数据被写进了国际法,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台下有人翻开文件,有人端起水杯又放下。他说:“意味着以后每一个签字的人,他在签字之前至少能看到一份更完整的数据。不是‘极少数’,不是‘低风险’,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经历换来的真实数字。那些凌晨不会出现在公约条款里,但它们会留在数据的每一个拐点上。我只是希望,这些数据能让后来者在签字之前多知道一些事情。”
听证会结束后,玛丽亚·冯在会议厅外的走廊里追上他。走廊很长,铺着灰蓝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各成员国的旗帜。她和周明远握了手——不是礼节性的握手,是握了很长时间,她的手指很有力,指节分明,掌心干燥而温暖。她说周先生,你在听证会上讲的那些凌晨,现在被正式记录在公约修订的听证会记录中。你的真实姓名——周明远——将出现在修订案附件的主要参考依据列表中,排在第一位。在此之前,你在这些文件中的名字一直是“被试ZY-01”或“数据贡献者”或“亚洲某公民”。周明远看着她,说:“‘走了很久的人’——这是张薇告诉我的,你对我的数据的称呼。这个名字,比我过去的效能评级都更接近我是谁。”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工作人员推着一车会议文件从旁边经过,轮子在灰蓝色的地毯上发出极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她说:“周先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在公约文本里写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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