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挂了电话，站在地图前，久久没有动。
窗外，太行山的冬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只有漫天的乌云压在山脊上，像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旧棉絮。
半个多月天之后，日军动了。
这一次，不是五路合围，是七路。
三十多个大队，五万六千日军，从东、西、南、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方向同时压过来，像一把正在合拢的铁钳。
余生站在指挥部里，听着各军分区传来的战报，脸色越来越沉。
北线，第一军分区与日军第110师团交火，李云龙报告“鬼子不要命了，拿人往上填”。
东线，第二军分区被关东军第9师团突破第一道防线，丁伟报告“鬼子用了毒气弹”。
听到“毒气弹”三个字的时候，余生的手猛地攥紧了指挥杆，骨节咯咯作响。
“丁伟那边伤亡多少？”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
赵刚翻着电报，手指在数字上停了一下：“一个整团，一千三百多人，活下来的只有几十个团部主官，副团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
作战室里安静了。
那种安静不是沉默，是一种压抑到极致的、随时可能爆炸的死寂。
余生把指挥杆放在沙盘上，动作很轻，但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
“命令王承柱。”他的声音忽然拔高，高到整个作战室都在震，“炮兵旅，所有能打响的炮，全部给我拉到前线！”
赵刚愣了一下：“司令员，炮兵旅的火箭炮只有三十二门，炮弹——”
“我说全部！”余生一巴掌拍在桌上，那声响像炸雷，“王承柱要是敢给我留一门炮在后方，我毙了他！”
赵刚不再多说了，转身跑向电台。
第二天，炮兵旅阵地上。
王承柱站在指挥所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张作战地图，上面标注着日军第110师团的进攻路线。
地图边缘被他的手指捏出了褶皱，那是用力过度留下的痕迹。
他的眼睛通红，不是因为没睡好，而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战报——东线那个被毒气袭击的团，一千三百多人，活着撤下来的不到两百。
其中大多数是中毒后勉强爬出来的，很多人还在咳血。
那些兵，他认识。
去年反扫荡的时候，他的炮兵旅和那个团配合作战，一起端掉了鬼子的一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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