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 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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