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界的超级“怼神”泡利，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空间-时间-物质》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正好是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李谕讲了量子理论。
福斯问：“您没有同意？”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这就是单光子试验的理论依据吧？”泡利问。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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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于是说：“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林德曼说：“是的，几天前他的父亲将他带来慕尼黑大学，要让他报名为我的学生学习数学，好让他远离那些好斗的团体与组织。”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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