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管理，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就将其纳入到“公行制度”（公务员编制）中。经过“鸦片战争”的负面影响，“通事”公行制度解体。
于是，这些“通事”们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逐渐依附于外国势力，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表。这也反映出了明、清时期，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流状况，以及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外政策变化。
“通事”大体上来自以下三类人：一类是在南洋经商并留在当地的华人；第二类人就是长期生活在澳门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第三类是中、外混血儿，包括了许多西方船员花重金赎买青楼女子做性伴侣所生。
“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商人往南洋贸易络绎不绝，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就留在当地，并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一部分，比如明朝在南洋设立的“旧港宣慰司”，就是為了管理当地的“华人社区”并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到了明朝末年，南洋这些昔日曾为中国的“朝贡国”的地方逐渐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对东南亚进行大肆殖民扩张，从根本上摧毁了明朝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
留在当地的华人是最先同西方人接触的中国人，而出于商业需要（生存与发展），她们渐渐掌握了西方多国语言。《明史·荷兰传》记载“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
凭借对西方国家语言的掌握，以及对中国国情的熟悉，“通事”们被初来中国的外国人所雇佣，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西元1624年，荷兰人定居台湾后，从该地向福建各口岸进行贸易，并在巴达维亚雇佣会说荷兰话的中国人。而在西元1519年，葡萄牙使臣皮雷斯来华，当时的“通事”是一名叫“火者”亚三的人，“自言本是华人”。这说明“通事”在当时的中外贸易和人文交流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佐写的《广东通志》记载：“会佛郎机夷人加必朱丹末等三十名员入贡，至南京。江彬领四家兵马从，上游豫，导引‘火者’亚三谒上。”而当时的明武宗甚至还“时学其语以为戏”。所以，亚三得“侍帝左右”。
关于“火者”，《明史》相关记载有：“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这说明“火者”就是闽、粤豪家阉割别人家的孩子，以供自己驱使，让别人断香火。那亚三何以凭“火者”身份学会西方国家语言呢?
没有史料直接说明这些，但可以根据常识推断，因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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