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受日本财政所限不宜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仍期待和平解决。
不过，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而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也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但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了黑田的增兵建议。
但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的时候，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了“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之间的交涉。
其实，日本人是希望清政府能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并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是，这些都被清朝的总理衙门严正拒绝了。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西元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的“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
森有礼建议在与朝鲜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在交涉过程中，“彼等（清朝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中国清朝）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
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西元1876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3天，而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 清朝的“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是清朝对朝鲜政府最终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已经入侵了自己，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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