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协明军分头行动，进行战略展开，以沙河为屏障，封堵代善所率的两红旗的退路。
而刘兴祚的反正行动虽然只限于复州，却减少了暴露的机会。明军的大力策应，以及之后的积极行动，则弥补了规模过小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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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中期以后，江南借着地理优势和适宜的气候，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变得举足轻重。
随着海商集团的回归报效，以及江南商会被朝廷承认，再加上开放海禁等措施，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尽管对外战争还在进行，可朝廷却并未对江南的财赋进行加征。但对士绅生员的打击，还有商税的提高，则被很多人视为朝廷的苛政。
朱由校却不管某些人的怨恨，继续着自己设计好的改革之路。
而推进改革的原则也没有改变，就是不以过重的赋税来支撑财政，而是尽量抒养民力。同时，鼓励商贾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工商税收来弥补国用不足。
况且，现在的朝廷，对于江南的财赋也并不是那么迫切。
银钱，有市舶司收取的海贸税入；粮食，有从南洋各国购买运来。
只要工商发展得好，瓷器、茶叶、丝绸、棉纺等物资便更加丰富，出口的数量更大，创造的利润也更丰厚。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要发展工商，你还要提高商税，这不是背道而驰吗？
但朱由校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认识，商税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不少，但通过坐镇商会的驻派官员，以及商税收取方式的改变，却少了原来在运输、销售等环节所遇到的盘剥和压榨。
明眼的商贾也能看得清楚，算得明白。
如果朝廷能有公平公正的工商政策，给商贾作主，让商贾有上报天听诉冤的机会，托庇于官僚的孝敬、分润，岂不比现在要缴纳的商税更多？
而朝廷打击官商勾结，打击官商一体，则是打造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的重要举措。
官商勾结、官商不分，正是大明官员腐化的根由。也是这些人，历史上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幌子，慷慨激昂地屡次破坏朝廷增加商税的行动。
国家都陷入到内忧外患之中，在风雨中飘摇，“正人君子”还在那里为维护自己的私利，为给“自己”减税而奋斗。
只要朝廷制定和推出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都换来他们的抹黑谩骂，以及联合起来的抵制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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