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杜婉玲，大大小小的也算一级领导人物，人家都上门开口了，这个忙他也很难推托掉。
于是，顶着全厂闲言碎语的压力，杜婉玲又在后面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甚至都把团场和印刷厂“搞共建”都拿出来做理由了，这才让李秀兰堪堪有了这个临时性的工作。
只是当时没编制没岗位的，纯属打杂的性质，而且工资还很低，搞得杜婉玲还有点心生愧疚。
不同的命运境遇，对苦累和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金钱的多寡更无从参照衡量。
换句话说，杜婉玲是不可能完全体会李秀兰当时对工作的急迫感。能如此顺利就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这对于当年亟待解决老家困境的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自从进了印刷厂，开始了上下班的循环往复，天蒙蒙亮就得骑着车，在石子路上叮叮当当赶上八九里地去上班，中午就着饭盒对付一顿，到下了班时间再叮叮当当赶回家做饭。厂里分配的工作，除了要帮着进出仓库的车辆卸货搬运，还要认真清扫几百平米的仓库卫生，一日都不能落下。
两年间，面对繁杂沉重的工作，很多本应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都让李秀兰给包圆了，虽然纳编的事情看上去遥遥无期，可李秀兰从未叫过一丝的苦，反而心里像是塞满了蜜。
自己是拿着工资的上班族，这比在农村土坷垃里刨食强得不知道多少倍，这点苦累又得了算什么？
肢体是累的，可心里是甜的。
如果没有那个整天在自己面前叉着腰，掉个猪腰子脸，有事没事总要训斥自己两句，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主任王春菊，那么这种工作者的甜美还真能让人陶醉呢。
而这个直管李秀兰工作的女领导，一进厂就对李秀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为了把自己闲置在家、游手好闲弟弟弄进厂里，她没少在背后使阴招。
本想着用点下作的手段，迫使李秀兰知难而退。可几番下来，这个不知进退的李秀兰反而有点越挫越勇的架势。到最后，李秀兰终是被惹急了，干脆撕破了脸皮，宁可丢了临时的工作，也要找个说法。
她那个执拗不屈的性格，也终于在印刷厂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搞得厂领导都没脸没皮下不了台。
哎！这个婆姨的胆子简直就是铁榔头做的。
可没想到，一向谨慎为先的厂长刘安民为了息事宁人，尽可能减小舆论风波，也为了给杜婉玲一个交待。不仅处分了王春菊，而且将李秀兰的临时工给转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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