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可渐渐发现记者们这么疯狂，又担心了起来。
姜玉楼站在外围看着都是心惊肉跳的，现场那么多记者，剧组人又少，记者们这么一围上去，张亿谋他们还真有点羊入狼群的感觉。
“领导，要不电影局还是出面开个新闻发布会吧，记者太热情了，现场人又多，万一出事就麻烦了。”
电影局的领导闻言也重视了起来，他本意是为《红高粱》造声势，可姜玉楼也说得对，现场是混乱了些，万一出事，反而不美。
站在一旁的吴天明的心思则全在《红高粱》获奖后，西影厂能获得多少利益。
他做为西影厂的老大，最关心的就是这部电影西影厂能拿到多少钱。
《红高粱》获奖后，吴天明联系过张亿谋，国外的片商对这部电影很感兴趣，版权费一共赚了五十多万美金，成本早就赚了回来。不过国内的票房收入不是电影厂能决定的，还要看有各省的拷贝订购数量有多少。
想来这部电影名气如此之大，拷贝大卖不成问题。
特殊时期结束后，国内电影从八部样板戏逐步走向创作的多样化，这一时期的发行结算方式是单拷贝定价——在1993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拷贝定价10500元。这并非只是拷贝的洗印制作费，而是含有一定的版权费。一部电影被订购的拷贝数量越大，意味着制片厂收入越高。因此，历次订购拷贝数量多的省份，如江苏、山东等，被各制片厂视为“金主”，礼遇有加。
与这种定价方式配套的是计划经济式的统购统销，结算不能签约即付，制片厂的片款收入先由中影公司垫付，再按实际订购量结算。
中影公司每部影片垫付一百万元，换言之，如果一部影片订购的拷贝少于95个，需退款给中影。这种奇特的三角利益关系，也为后来的款项拖欠埋下了隐患，进而萌发变革的种子。
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搞票房分成。
想想当年《黄土地》也在国外拿了奖，票房卖到了天山，可钱都被中影公司赚了，制片厂也就赚了点拷贝钱。
想到这里，吴天明看了眼电影局的领导，觉得这事还能说道说道。
混乱的场面仍在持续，电影局的领导无奈之下，只得与姜玉楼一同上前，试图将围堵的记者们分离开来。
他高声呼喊：“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请稍安勿躁！《红高粱》剧组的几位核心创作人员刚刚带着荣誉归来，大家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请放心，采访的机会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