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石，运河常年维持一支庞大的漕军，需要每年疏浚河道、维修堤坝，需要在北京和通州修建和管理巨量的粮仓，并派驻大量官员。
若是算上损耗、运费、其他方面差不多得耗费八百万石粮食，也就是说每年总计一千两百万石的耗费。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迁都北京，依旧留在南京，这一千两百万石粮食直接充作北方的军饷，会不会更好一些，这两百多年来差不多二十八亿石头粮食。
把这些用在练兵强军、发展民生上会不会更好？”
崇祯拍了拍朱慈炤的脑袋，笑道：“如果都按你这想，大明已经亡国了，不可能有两百多年的国运。”
“为什么？”
“怎么可能？”
朱慈炯和朱慈炤两人听着父亲的结论，惊呼了出来。
崇祯摆了摆手：“如果只是算纸面上的经济账，的确是不合算的，但这是一笔战略性的投资。
首先，大明的敌人是北方的草原诸部，他们京城的劫掠，太祖将秦、晋等九位亲王分封到北方沿线，就是让宗室率兵抵挡游牧民族，
成祖靖难后，对对其他藩王深感忌惮，陆续将北境塞王南迁或削其兵权，塞王戍边的制度也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就是九边重镇。
从军事角度分析，如果首都没有迁到北京，那么九大边镇就成了边镇孤悬，传递情报往来得半个月，贻误战机，
且在资源分配上出于劣势，边镇武将和朝廷就不是一心了。
从政治上分析，边防体系会边缘化，定都南京，意味着政治中心与国防中心完全分离，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诸如九边政治地位的下降、宦官监军的弊端加剧、可能出现军阀化倾向。
尤其是第三点，边镇远离政治中心，若中枢控制力减弱，边将很可能形成地方势力。
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阴影，或许会在明代重演。
从经济上分析，你们刚才说这笔费用直接给边镇会不会更好，但实际上这属于漕运压力的结构性转移。
迁都北京，南粮抵达北京后在转运九边，集中在一条线，如果在南京，那就是南京、北京、九边的两段运输，成本会更高一些。
且如果定都南京，那么九边的军需就变成纯粹的‘财政输出’，从江南征税，再运到北方，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朝廷不堪重负，九边粮饷长期拖欠，二是九边被迫发展屯田自给，边防军的战斗力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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