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双腿。那回过来的头，在月影下微带苍白，一无表情，也一无做作，就像黑暗里纸门的破洞，一片白。
活像粗雕的“能剧”面具上的眉毛、嘴唇，那无色的脸扩大塞满了整个漆暗，就在这一刻，我的梦——也可能是记忆，戛然告终。
幼小时，附近有过一个肤色特别白的孩子，我曾为他那种死白受过惊吓。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做了那场梦——或者记怀吧。我把这个疑问向母亲提出来。
“村子里，我记得没有'白仔'哩。”母亲在电灯下，没有停止做女红的手回答，“而且，你那时乖得几乎教人担心，很少和村子里的小朋友玩，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记得任何人······大概只有东京的姑妈常常带来的贞二吧，每次来到，你都和他一块玩。说起来，贞二确实很白，眉清目秀的······不过这也可能是他太早就死了，才觉得那个样子。”
据说他是四岁的时候就碰上了大地震，死了。这位表弟，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东京的姑妈，我倒记得很清楚。
这位父亲的胞妹叫贝冢春，是母亲下嫁到清莲寺前一年，嫁给在东京的一位小公务员的。这小公务员是村子里的一个地主家的老
二，和阿春姑妈青梅竹马，并且是双方家长默许的一对。
母亲和这位姑妈要好得像亲姐妹，母亲来到庙里以后最倚持的，凡事都要去商量的，不是娘家的同胞兄姐，正是这位每逢正月与中元必回娘家的小姑。据说，母亲也常常带着还幼小的我到东京去。
清莲寺烧掉以后，母亲不得不离开村子，而她第一个投靠的，也是这位姑妈，经姑妈介绍，母亲到一家小旅馆住下来，当上了一名下女。就在搬到东京后约莫过了一年光景，我的记忆才开始增加了鲜明度。每过一段日子，母亲就向女老板请假，到郊区的姑妈家去玩。也许是因为重逢不久，因而姑妈对我很是疼爱。那位公务员姑父是个钟馗那样蓄着络腮胡子的可怕男子，但对我和母亲却四时都漾着温柔的眼光——这些，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东京，不过姑妈倒每年必定来那么两三趟，带来东京的珍异土产。我想，那是因为清莲寺烧掉了，哥哥智周也不在了，姑妈不再有娘家亲人，所以才以回娘家的心情，到我们那个小小的家来看我们。母亲虽然说表弟贝冢贞二肤色很白，但姑妈却是个小黑炭，有着和照片里的父亲相像的厚唇，给人一种粗卑的感觉，不过很容易笑，一些小小的琐事，也可以让她朗朗地大笑起来，使我并不讨厌她。她也依然疼我，尤其每次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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