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兵事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募兵制度，还有其体制上的弊端，这点身为宦官和文官的他们此时也不敢言明，为了将军事的问题彻底谈透，我便听完枢密院童贯、蔡懋的奏报后也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太祖定都“四战之地”的开封，首都周围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势必需要大量军队进行驻防。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太祖在吸取了唐代定都长安远离南方的经济重心，其通过河运物质到长安又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所以定都汴京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通过汴河河运链接在一起，这就极大的将大宋推向了新的经济发展高度。
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历史变迁，大宋目前的主要矛盾和威胁已经从原来的内部转变为周边外部少数民族的军事入侵和骚扰，而且随着大辽国被金国吞并，这种威胁和矛盾日益突出，原来我们还是可以遵守了上百年的檀渊之盟友好合约，一直保持边界的和平和稳定，现在随着金军的咄咄逼人及处处为难，这种和平相处的气氛已经被打破，随着金人的逼逼紧逼，从而导致西边的西夏也是对我朝蠢蠢欲动，既然外部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我们还是坚持一百多年前的防御军事政策是否有必要这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在。
特别是我朝利用文官制衡武将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重文抑武”不仅体现在朝堂之上文官压制武将，连在传统上武将势力范围内的军队系统中，文官也要压在武将之上。特别是在军队中加入了文官序列，并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除在意识形态上制造重文轻武的局面，还在职阶的设置上以文官压制武将。一般的做法是由文官出任正职，武将出任副职。朝廷在宋辽、宋夏交战中，常常委派不能领兵打仗的文官出任正职，真正能够领兵打仗的武将出任副职，这样熟悉军事技能的武将必须听命于不懂军事的文官，这就是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这样的军事指挥制度且有不败之理乎？
更甚的是武将与士兵之间的制衡，为了割断武将与士兵之间的联系，军队中推行“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更戍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让士兵更多地了解各地情况，锻炼士兵，实际上是害怕武将与士兵在一起时间太久，两者关系密切。事实上，“更戍法”除了应对早期的威胁外，当今国内安定，百姓对大宋认同度已经深入骨髓，到目前来看已经是一种十分不可取的战术。况且每次更戍都要消耗大量政府的财力，同时“将”与“兵”由于相处时间太短，彼此之间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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