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说下就下，不带商量。
苏曼卿站在“明星咖啡馆”的柜台后面，手里的咖啡勺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杯沿。瓷杯是年初从景德镇过来的货，薄胎，白底蓝花，敲上去声音脆得像鹂鸟叫。她听过真正的鹂鸟叫，在浙江奉化的老宅后山，春天三四月，满山的鹂鸟能把人的魂叫出来。那时候她还没嫁给周明轩，还没入党，还没来台湾，还不知道咖啡是什么味道。现在她不仅知道咖啡是什么味道，还知道咖啡渣可以提炼出微量的磷，磷可以糊在纸上做磷火纸，磷火纸裹在铜线外面就是一枚简易的延时引火装置。
这手艺是老赵教的。老赵说，人在敌后，什么都能变成武器。你手里这把咖啡勺，敲三下是“情报紧急”，敲五下是“立即撤离”，要是哪天你听见我敲了七下——那就是永别了。
老赵已经在爱河码头敲过他的七下了，敲完之后就被特务的子弹打穿了喉咙，尸体漂在爱河上漂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捞起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把没来得及嚼碎的情报纸条，纸上的字已经被河水泡烂了，什么都看不清。想到这里，苏曼卿把咖啡勺放下了。勺子落在托盘里，发出一声闷响，不脆，像是有人把一颗石子投进了很深的井里。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台北的冬雨和大陆不一样，大陆的冬雨是刀子，一刀一刀剜人的骨头；台北的冬雨是湿棉被，不疼，但压得人喘不过气。咖啡馆里没有客人，门口挂着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叮当当响，每响一下都像是在提醒她——时间不多了。
昨天下午，江一苇派人送来消息，说魏正宏已经在台北车站布了明暗两哨，天亮就开始盘查。火车站、码头、出城的每一条公路，全封了。他说“海燕”还在城里，无论如何要找到他，把他送出包围圈。送消息的人递了这句话就匆匆离开了，苏曼卿多问了一句，那人头也不回地说了五个字——“内部有叛徒。”说完就消失在西门町的人潮里，像是被那片花花绿绿的霓虹灯招牌一口吞掉了。
苏曼卿当时站在咖啡馆门口，手里还举着那杯没送出去的咖啡，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叛徒。
叛徒这个东西，比敌人的子弹更可怕。子弹还能躲，叛徒是从你背后捅刀子，而你不知道那把刀子什么时候落下。她认识的所有暴露的同志，十个里面有六个是死在叛徒手里的。叛徒不一定是坏人，他们怕疼，怕死，怕家人受牵连，怕到骨头里，于是出卖别人来换自己一条命。换完之后也不一定活得了，但人在怕极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
她转身走进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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