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通往地下室的地板门。地下室的楼梯很窄，只容一人通行，台阶是水泥砌的，被经年的潮气浸得发黑。她每下一级台阶，头顶的光就暗一分，下到最后一级的时候，光线已经完全被黑暗吞没了。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划亮一根。火柴的光很弱，只能照亮三尺方圆，但她看清了角落里蜷着的那个人，是林默涵。三天前他乔装成美军顾问团的翻译逃到台中山区，走到半路被山洪困在废弃的伐木工棚里，断了联系整整四十八个小时。她派出去找他的交通员在工棚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抱着发报机缩在墙角，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嘴唇冻得发紫，但发报机的电池被他用身体焐着，还是热的。这是她硬逼着他吃的第三顿饭。这人一发起报来就不要命，八个小时不抬头，手指敲得发报机按键都发了烫，你叫他吃饭他跟你急。
“默涵，吃点东西。”她把碗搁在旧炮弹箱上。林默涵从地图上抬起头。火柴光太暗，她看不清他的脸色，但能看见他眼底的血丝，像一张被揉皱的蛛网。他低声道了句“谢了”，端起碗，刚扒了两口，忽然停下，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外面的风铃是不是被风吹的，还是被人碰的？”
苏曼卿愣了一下。风铃的声音她刚才听见了，但没往心里去。台北这鬼天气，三天两头刮风，风铃响是常事。但林默涵在这种事上从来不会错——他在高雄潜伏的时候，有一次特务半夜摸进码头仓库，他隔着两堵墙听见了对方的脚步声，硬是提前三十秒转移了情报。那时候她还不信，后来不得不信。
“我去看看。”她转身往楼梯上走，走了两级台阶，回头看了他一眼。火柴刚好燃尽，黑暗重新吞没了地下室，她在黑暗里站了一秒。这一秒被拖得很长——地下室的潮湿气息裹着老木头腐烂的味道，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风铃晃动的脆响，还有她的心跳声，跳得又急又重，像有人拿手指急促地叩着门板。
她从那声心跳里听出了一个她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也许是最后一顿饭了。她走上地面，推开后厨与前厅之间的那道推拉门，站在柜台后面，目光扫过空无一人的咖啡馆，然后定在了门口的风铃上。风铃还在晃，但窗户关着，外面的树梢纹丝不动。没有风。她的手慢慢伸进围裙口袋，摸到了那把跟了她十年的勃朗宁手枪。枪柄已经被她的手磨得发亮，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千百遍的鹅卵石。
门开了。
进来的是江一苇。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水的黑伞，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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