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代表，都在诉说本国纺织工厂里女工的困境。
德国代表带来鲁尔工业区女工夜校的实践记录；法国代表讲述巴黎近郊纺织女工每日十余小时劳作之后艰难求学的现状；玛丽也拿出凯莉娅女院收集的英国女工问卷。
新技术催生了打字员、电话交换台接线员这类属于女性的崭新职业，可这些机会，只会向识字、受过基础训练的女性敞开。
伊迪斯知道，技术进步本身不会自动馈赠女性解放。
如果没有教育作为桥梁，底层女性只能继续停留在最艰苦、报酬最低的岗位。
作为英国参会者，伊迪斯与玛丽还有一层身份上的局限。
大英帝国此时依旧雄踞世界之巅，但政府对这场巴黎国际教育会议保持完全中立，没有派遣任何官方代表赴会。
她们二人，仅仅是民间办学团体的私人代表。
这份身份带来一定自由，她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本国女子中等教育缺少国家立法支撑、1880年《初等教育法》仅仅完成初等强制入学，免费教育尚且遥遥无期。
可与此同时，会场达成的一切共识，都无法转化为英国的外交提案。
所有收获的经验，回国之后只能依靠游说慈善基金会、个别同情改革的议员，缓慢地推动改变，不能像法国代表一般，直接将会议主张对接本国的立法进程。
会议之上，还有一个被多数人轻轻略过的盲区。
会场里所有人热烈探讨欧洲本土白人女性的教育出路，却极少谈及广袤大英殖民地里女性的处境。
也有少数代表，带着殖民时代的傲慢，提出应当直接把法国或是英国的女子教育模式原样输出到殖民地。
除开大国博弈，各色社会思潮也借着这场国际会议彼此交锋。
法国代表身上是强势的共和世俗主义；德国代表中间夹杂早期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思考，格外看重工人阶级女性的权益；依托跨国天主教网络而来的教会代表，则坚持女子教育应当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反对过度的世俗化学术教学。
不同立场的碰撞，让每一场讨论都不会只有简单的共识。
整场大会之中，玛丽是深耕校园实务的管理者，扎根学堂日常琐碎；伊迪斯兼具办学、金融、写作的开阔视野，善于把本土实践放置在全欧的时代框架下展开思辨。
作为无官方背书的民间私人代表，她们恪守维多利亚时代体面女性的举止分寸，却又不怯于公开辩论，既不咄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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