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植物、昆虫、土壤蠕虫的观察细致入微，收集大量珍贵野外记录，可社会却极少给予她们公开发表、开展实验的机会。
女孩应当有权学习生理学、植物学，正如男孩一样，不必以“女性不适合解剖、不适合思辨”为由将她们隔绝在外。
凯莉娅女院兼顾谋生技艺与智识训练的道路十分可贵。
只是我也要提醒，生理的局限不容全然忽视，繁重工厂劳作之后再进行长时间脑力学习，必然会透支身体。
随信附上我女儿亨丽埃塔新近关于植物向性运动的小册子，倘若女院课堂可以用得上，我将十分欣喜。
同时附上亨丽埃塔整理的一份女性博物学作者书目，可供女院图书室扩充馆藏。
但我也必须坦诚我的疑虑。倘若未来女性大规模投身脑力与生产劳动，家庭内部抚育孩童的责任又该如何安放？
这道难题，演化理论并不能给出现成答案，要依靠社会制度、民间机构一同慢慢摸索。
我把这份困惑写下，只作为私人探讨，无意公开引用。
祝愿您一切平安。
您诚挚的 查尔斯·达尔文
另一封来自布尔诺圣托马斯修道院的信件，纸张朴素。
孟德尔此时依旧埋头于豌豆杂交与气象观测，他的理论虽然被欧洲主流学界留意，也由此使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大大提高，但他本人只和少数海外研究者保持通信。
孟德尔忘不了远在英国的忘年之交。
当那一份巴黎教育大会的部分记录，由到访布尔诺的奥地利女教师交到孟德尔手上，结合他和伊迪斯长久的书信交往，有感于她对教育、对人潜能的看法，便提笔写下回信。
格雷戈尔·孟德尔致伊迪斯·班纳特小姐
亲爱尊敬的班纳特小姐：
一位来访的女教师，将巴黎教育大会的部分记录带给了我。
我是一名修道士，终日和豌豆植株、气象记录打交道，甚少参与世俗社会的集会辩论。
但读到您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仍有一些想法，愿意诉诸纸笔。
在植物杂交的试验之中我看见：一株植株最终呈现的性状，从来不是单纯由种子内部的遗传因子单方面决定，土壤、光照、水分，也就是后天的环境条件，同样会极大影响一株植物最终会长成什么模样。
人的心智，我猜想或许与此同理。
即便先天禀赋存在差别，可如果土壤贫瘠，得不到阳光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