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私立、慈善学校，很少公开呼吁国家介入女子中等教育。
凯莉娅女院自身最先发生改变。
玛丽参照法国公立学堂的卫生、家政课程，完善校内卫生护理课；同时坚守智识平等，绝不删减数理、文学科目。
她们借鉴大陆经验，成立及扩大半日制班级，调整助学金制度，更多接纳工人家庭的女孩。
戴安娜·汉密尔顿来到女院授卫生课的时候，也直接用上玛丽从巴黎搜集的女工健康讲义。
不过也有激进女权者批评她过于折中，没有直接呐喊女性选举投票权。
另外还有一个少有人留意的现实副产品：在巴黎会场外围，伊迪斯提醒多国女代表警惕被包装的金融骗局。这份警示，通过参会女性的书信往来流传，让不少欧美妇女慈善社团避开了一批跨境股票诈骗圈套。
当后世研究者回头梳理19世纪晚期欧洲女子教育思想史，伊迪斯·班纳特与玛丽·索恩的名字，并没有进入官方宏大的正史列传。她们不属于政坛议员，没有推动某一部法案直接签字生效。
但是，几份留存下来的巴黎会议纪要、玛丽厚厚的办学笔记手稿、伊迪斯的私人笔记及备忘录，被保存在伦敦女子教育信托基金会的档案库当中，成为研究1880年代英法女子教育思想碰撞影响和伊迪斯·班纳特其他多种身份影响的珍贵一手材料。